4月8日，“创新引领 非凡十年——纪念总体国家安全观创立十周年系列讲坛”第二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浦东新区区委国安办、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浦东分局、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以陆家嘴讲坛为载体，为大家分析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形势，讨论热点问题，共同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全民力量，筑牢总体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活动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锦华，中国科学院上海免疫与感染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小理，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连生，分别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展开演讲，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帮助大家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新华社现场云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视频号等平台同步直播，线上逾万名观众收看。

活动致辞

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张劲松

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张劲松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第十年，4月15日也是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求加强各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再一次对加快建设“五个中心”作出重要部署。浦东新区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核心区，承载了引领区、自贸试验区、综合改革试点以及“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中心功能区等多项国家战略使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新区各部门各单位着眼全局，着力防范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以实际行动强化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安全工作能力，取得了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浦东新区政法各部门将在区委国安委的领导下，与社会各界一道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牢把握“五个中心”建设战略机遇，提高应对各类风险冲击的韧性，牢牢守住城市安全的底线。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总裁张凤明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总裁张凤明表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等多元化安全为支撑来构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它的目标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不仅关注内部安全，也关注我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安全地位，强调内外安全的统筹兼顾。通过这一观念的实施，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健全和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提高国家防范和抵御各类安全风险的能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今天探讨的粮食安全、生物安全和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三个关键议题。粮食安全方面，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曾面临“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质疑。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成功解决了粮食问题，确保了国人的温饱。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尽管粮食总量充足，但结构仍有待优化，特别是在饲料粮方面尚需加强保障。生物安全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敲响了警钟，外来物种入侵和病毒防控对于维护国家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源安全方面，随着小米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的发布，中国汽车产业正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然而，作为一个富煤、少油、贫气的国家，我们必须构建新型能源安全体系，以应对潜在的能源危机。

主旨演讲

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锦华

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锦华围绕“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风险与对策”发表演讲。他表示，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与以往有所不同。随后，他从四个方面解析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即政策导向、传统风险、非传统风险以及应对策略。

粮食安全政策方面，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特别是面临着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和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确保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因此，“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战略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粮食问题，保障国民的口粮。目前，中国的口粮自给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这得益于国家长期以来对农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同时，中国也在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通过合理调配国内外粮食资源，提高粮食供给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们在粮食自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需继续加强科技支撑。科技的不断进步将推动我国从粮食净进口国逐渐转变为粮食净出口国，农业科技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传统风险方面，主要包括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和生态问题。首先是土地资源的问题，我国土地总量虽然较大，但土地质量的下降以及中低产田面积占比过高，土地的保护和管理成为当前粮食安全的一大难题。其次是水资源的问题，我国的人均水资源较少，而且水资源分布不均衡，这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挑战。劳动力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逐渐流失，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问题将对农业生产产生深远影响。最后是生态问题，农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凸显，土地沙化、水资源污染等生态问题威胁着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传统风险的应对需要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土地保护政策、水资源管理政策、农村劳动力政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等。

非传统风险方面，其主要来自国际因素，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国际贸易纠纷和价格波动等。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如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对粮食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国际贸易纠纷也使得我国进口粮食的依赖度增加，而国际贸易纠纷和价格波动也对我国粮食供应链带来了威胁。此外，随着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我国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度增加，而进口粮食的不稳定性也使得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我国应对非传统风险的策略包括加强国际合作、优化进口结构、加强食品储备等。

最后，他谈到应对策略。为了应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性措施。首先，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提高粮食产量和效率，减少浪费。其次，要拓展粮食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确保粮食供应链的稳定性。最后，需要多方面政策的支持，包括产业、技术、财政、金融、环境、气候、分配、储备和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需要协同合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国家整体安全。

中国科学院上海免疫与感染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小理

中国科学院上海免疫与感染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小理以“加快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生物安全通常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威胁，以及针对性采取的一系列预防和控制措施。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新生物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影响国家生物安全的主体因素增多、变量因素增多、风险危害传导机制发生变化，生物领域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体系建设和既有的以管控资本、技术、商品跨境流动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体系角色更加突出、功能更加重要。

从战略角度看，国家生物安全是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坚实保障，是实现国家“强起来”的基础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颁布施行生物安全法，出台国家生物安全政策和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健全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组织领导体制机制，积极应对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加强生物资源保护利用，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我国生物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生物安全基础不断巩固，生物安全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他说，当前，各类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传统安全问题和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生物安全风险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还存在短板弱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生物安全治理现代化要建立风险评估制度、监测预警制度、联防联控制度、应急预演和救援制度、生物及其制品进出口的安全风险防范与控制制度等，划定法律边界，规定法定资质，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要坚持系统思维，科学施策，统筹谋划，抓好全链条治理，织牢织密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健全监测预警体系，重点加强基层监测站点建设，提升末端发现能力。

此外，应建立健全多元化的资金机制，做到财政资金投入、社会资本进入、社会捐赠贡献的有机结合，充分保证全方位和全过程维护生物安全所需要的资金。细化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生物安全宣传教育、生物安全监测、生物安全巡查、生物安全举报等机制。在党纪、政纪和法纪三个领域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领域的追责机制，做到生物安全维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权责匹配、尽职免责、失职追责、终身追责，确保生物安全维护体制和制度实施的依法性和有效性。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连生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连生围绕“就提高能源安全意识、筑牢国家安全之基”发表演讲。他表示，能源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的重要基石。

他介绍道，关于我国能源结构及发展现状，虽然不同机构对于“能源”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总体而言，“能源”是指自然界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而从能源产生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是指自然界本来就有的能源，二次能源则是指经过人类转换和加工之后产生的能源。而一次能源又可进一步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能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三类化石能源，它们不仅是社会能源的主体，也是社会能源的基础。而天然气作为最清洁的化石能源，在能源转型中将发挥重要的过渡性作用。

在“3060目标”要求下，结合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可知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着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能源安全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产量有限，我国油气自产量有限，自给缺口仍较大、定价基准缺失；二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居不下，例如国际上的一些地缘政治事件会对我国石油天然气供给安全产生一定影响；三是定价基准缺失，亚洲油气领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油气定价价格基准，这导致亚洲国家在油气方面定价话语权较弱。而能源安全挑战则有六个方面，分别是供给风险、通道风险、价格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极端事件以及气候影响。

我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国际高价能源极易对我国造成输入型通胀，能源供应出现风险会直接影响到民生保障和国家稳定发展。为此，在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及 “能源安全”，并对能源安全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因此，如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他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寻求应对之策。一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高效配置资源；二是要形成有影响力的价格，真实反映国内需求；三是打造现代化国际化交易平台，吸引更多国内国际资源；四是增储上产，打造能源安全压舱石；五是资源来源多元化，以防不测事件的过度影响；六是发展新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